2012年，蒙古国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被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模范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96年的艾赫纳特及至2000年，还是个纸上保护区。十二年间华丽转型，它是如何做到的？艾赫纳特的故事对青藏高原的保护区有何启示？

2012年，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Ikh NartNature Reserve）被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模范自然保护区”。

艾赫纳特位于蒙古东南戈壁的草原和荒漠过渡地带，建立于1996年，面积660平方公里，距离乌兰巴托5小时车程。直到2000年，这个保护区还是个纸上保护区：110户牧户在保护区内和周边地区游牧，盗猎稀松平常，矿产公司虎视眈眈。

图1. 艾赫纳特保护区位于蒙古国东南戈壁的草原和荒漠过渡地带。来源：http://ikhnart.com

十二年间华丽转身。它是如何做到的？

参与并推动转型的科学家总结了艾赫纳特的5大支柱：严谨的科研、积极的管理、持续的能力建设、保护宣教和生计发展，以及可持续的管理策略和资金机制。

扎实的科学基础

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转型的第一步，是建立科学的认知。栖息地类型、物种丰富度、数量和分布，是第一批需要填补的知识空白。为此，蒙古包一个个搭建起来，作为保护区的研究基地。今天，这个基地已能容纳40名研究人员同时工作。

一开始，研究工作集中在关键物种。建立这个保护区的初衷是保护盘羊，因此盘羊成为第一个研究对象。很快，研究扩大到北山羊，以及家畜与野生山羊的潜在竞争问题。这些研究又催生出长期的植被监测项目。

图2.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旗舰物种——盘羊。来源：http://ikhnart.com

此外，每年有大量猛禽会在繁殖期到达保护区，代表性物种有秃鹫和黄爪隼。研究者也开始着手了解它们的繁殖、迁徙、和活动。

数年后，研究工作扩展到中型食肉动物：赤狐、沙狐、兔狲、狗獾。随后，小型哺乳动物和蜥蜴种群的年度监测工作启动起来。研究活动继续快速扩展，比如两种刺猬的资源利用差异、蒙古旱獭的生态角色、昆虫群落、狼的生态学和保护，以及土地利用模式的生态影响。两爬动物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从种群调查发展到疾病研究。最新的研究课题又聚焦在蝙蝠身上。

图3. 艾赫纳特保护区内的研究营地。来源：http://ikhnart.com

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未被忽视。正式的研究项目包括早期人类活动的考古发掘、当地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宣教活动的效果评估，等等。不同研究团队还非正式地评估了当地的社区结构、保护参与者的权责角色，以及财富、知识、和技能的分配现状。

目前，所有这些研究活动共催生了125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以及若干发表物。

积极的管理举措

早在盘羊研究的开始阶段，当地政府和研究团队就一起雇佣了一名牧民巡护员。只用了几个月，他就抓获了两名盗猎者。现在，牧民巡护员已发展到6名全职员工。他们不仅继续开展反盗猎和反盗矿工作，还肩负了生态监测的职责，并且与社区建立起良好关系。

2005年前后，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启动管理规划。保护区和社会团体合作，组织了工作坊和参观交流活动，并最终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2007-2012）。该计划详述了保护区的长期愿景、阶段性目标以及具体行动安排，并勾勒出支撑的管理架构。同时，“五年计划”还规划出监测及改进保护区管理的决策机制以及步骤。

在社会团体的协助下，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同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安沙波列哥荒漠公园（Anza-Borrego Desert State Park）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该公园也是地方政府管理，并针对荒漠生态系统和类似物种开展保护工作。

图4.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共管委员会成员。来源：http://ikhnart.com

对外合作迅速带来诸多好处。对方每年都为保护区员工提供执法和数据收集培训、建设相关设施（比如界标）、引入更多的研究机会，为巡护员提供制服、装备、医疗急救包、摩托车、部分工资，帮助他们与访客建立关系。这些活动一方面增强了保护区管护力量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员工的荣誉感。

2012年，联合国开发署对蒙古国的保护地进行评估，艾赫纳特自然保护区拔得头筹。继而，UNDP提供资金支持这里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2013-2017），以建立(1)保护区管理局；(2)地区共管委员会，成员来自当地政府、牧民代表、保护区员工；（3）国际咨询团队。国家层面正式给保护区授牌“盘羊野生动物研究中心（AWRC）”。该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不仅仅参与研究工作，而且主导保护区管理。这也是蒙古国历史上，非政府组织首次获得保护区管理权，并获得少量政府资助。

持续的能力建设

艾赫纳特的保护参与者们有一个共识：用充足的知识、技能和资源“武装”起来的蒙古人，才是保护工作的真正基石，而非那些外国专家。

从2001年起，数十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这里受训。他们大都是蒙古学生。如今，他们进入各类学校、研究所和NGO工作。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学生，延续在艾赫纳特的工作。

图5.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巡护员。来源：http://ikhnart.com

除了这些学生，各种培训课程为保护区人员提供了持续的能力建设。除了授课，蒙古和美国的专家还手把手地带着巡护员开展实地工作，现场“教学”。当地员工逐渐掌握了各种生态学及社会学研究方法、保护地管理的知识、兽医知识、考古学方法、以及开展宣教活动的技能。

多样的社区宣教

艾赫纳特的社区工作种类多样，包括支持在校教育、调动群众参与保护、推动态度和行为转变、鼓励当地学生担负保护领袖的角色。其中三个主要项目是是保护俱乐部项目、交换生项目和社区融入项目。

保护俱乐部的工作核心是“服务学习法（Service learning）”。俱乐部设计并组织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和社区成员参与这些有意义的社区服务，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教授公民责任，并强化社区纽带。

交换生项目让当地的老师和学生前往美国学习。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帮助他们学习野生动物知识、提高研究技能、丰富人生阅历。

图6. 艾赫纳特保护区组织的文化活动。来源：http://ikhnart.com

2010年，艾赫纳特的部分保护参与者还组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游牧自然保护（NNC）。该组织专门为蒙古国的乡村社区提供合适的自然教育课件，鼓励大家参与自然保护。

每年，艾赫纳特还会组织社区日的活动。大家会组织寓教于乐的游戏，蒙古的研究生们会发表讲演、进行诗歌大赛，当然也少不了蒙古式的烧烤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参与的群众得以了解自然保护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将如何从中受益。

保护区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工作机会，比如巡护员、研究中心岗位以及其它兼职活动。每年，研究人员都会雇佣十来名村民给盘羊和北山羊带颈圈，也会从当地社区采购物资装备。保护区还帮助当地人建设了一个游客营地，交由社区管理经营。

另外，保护区协助社区组建妇女合作社，生产手工艺品卖给游客，甚至远销美国。他们还为妇女们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她们购买原材料、工具、以及制作宣传品。这些活动，体现了一种很好的保护策略。在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获得的经济机会往往较少，但她们却总是家庭的真正主心骨。经验表明，男人们常会关注短期问题（比如，明天家里吃什么），女人们却眼光长远（比如，为孩子营造有益的环境）。“投资”于妇女，能够帮助她们更好地抚养后代。妇女合作社的口号是：“艾赫纳特，我们的未来”——她们已经意识到，保护区的成功对自己多么重要。

有一点也许更重要。一开始，老百姓反对把泉水源头纳入保护管理，他们担心这会妨碍自己放牧。但随着项目开展，当地百姓逐渐明白了：把这片土地保护好，他们就会有更好的水源和草场，会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老百姓也越来越体会到观赏野生动物的乐趣。

可持续的管理策略和资金机制

多年来，艾赫纳特已发展出了依托NGO的保护地管理模式。本土NGO的参与，恰好弥补了蒙古国地方政府在保护地管理能力和经验方面的欠缺。前文提到过的AWRC同地方政府开展大量合作，快速推动各项事务进展。

当地保护工作的发展，还有赖于蒙古国法律法规的健全。比如，法律规定巡护员不得携带武器，也无权抓捕违法分子。这不仅导致执法效率低下，事实上，已发生过武装盗猎分子杀害巡护员的案例。AWRC与合作伙伴一道不断努力，希望改变相关法律条款。同时，该国法律允许牧民在保护区内放牧。艾赫纳特保护区正在努力限制当地牲畜数量，控制核心区放牧。当然，相关措施难免面临争议。

图7.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活动。来源：http://ikhnart.com

保护区的管理工作，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蒙古保护地法的允许下，AWRC设立了保护区旅游门票、游客营地的床位税，以及针对外国游客的高端营地经营费。另外，蒙古国一项新法规定，采矿企业必须缴纳每年每公顷50美元的“生态修复费”。因此，AWRC正在和地方政府及几家采矿企业合作，制订长期协议支持艾赫纳特保护区的管理工作。2015年，保护区管理局另外建立了一个针对公众的基金，试图募集保护资金。

真正的保护绩效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管理实践，收获了不少外界赞许。但真正衡量保护区绩效的，是生物和社会发展指标。

十几年来，盘羊、北山羊的种群数量增幅达200-300%，这里俨然成为源种群地。而且，当地盘羊对人类的逃逸距离从原先的三、五公里，缩短到今天的小于100米。群众的支持度也在不断提升。现在他们自发组织清理垃圾。一位牧民甚至撰写项目建议书，修复几十年前的采矿区域。

图8.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活动。来源：http://ikhnart.com

蒙古国政府希望在其它保护区复制艾赫纳特的经验。1990年代初，蒙古国经历剧变：计划经济体制崩塌，资本主义兴起。彼时，成吉思汗的后裔雄心勃勃，拟将30%的国土纳入保护区。他们言出必行：短短数年内，保护区覆盖比例从3.5%陡然提升至12%。

然而，资源和能力的缺乏令这些保护地天生跛足。90年代中期之后，蒙古国开发自然资源的兴趣日益浓厚，铜矿和金矿的采掘需求主导着土地政策。及至2012年，矿产企业已租用、想租用、能租用的土地达到约45%的国土面积；而名义上的国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的17%，地方保护地为10%。

艾赫纳特的探索为蒙古国的其他保护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转型的动力

那么，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

从艾赫纳特的转型经历，我们看到开放的态度如何打造了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学术机构、NGO和社区的紧密合作。不同机构带来不同视角。合作不断演化，继续催生伙伴关系成长，推动资源滚动发展。

我们看到关键物种策略行之有效：野生动物在蒙古族文化中占有相当地位；牧民和政客都容易理解，便于达成共识。重视科学保护，是艾赫纳特保护区的一大亮点。长期的数据收集和层次化的研究推进，为保护干预提供扎实的科学基础。管理当局不断依托保护科学的进展丰富自己的见识和行动，而非原地踏步、对镜自怜。

我们还看到当地社区的力量：保护区想尽办法鼓励、帮助社区参与保护。而且，多元化的保护区治理架构也有较强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图9. 艾赫纳特保护区的自然风光。来源：http://ikhnart.com

然而，到底是什么力量驱动转型的发生？

艾赫纳特的保护在逐渐本地化，然而转型之初，是典型的外来干预。来自美国的资金和智力投入启动了转型。美国的投入可能有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或者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规划。不可否认，近两百年来，美国是保护话题和观念的创造者，资助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动物保护事业，包括中国。

蒙古国的政府和社区，在美国的投入基础上被动员并培训，出现了一个美国和蒙古的联合团队，善用外来资源，打造出真正的保护绩效。

自1993年以来，青藏高原上陆续建立大规模的自然保护区。然而许多保护区面临管理薄弱的问题，近似于纸上保护区。一方面，保护区面积相比蒙古国的大得多，对管理能力的要求不是一个等级的。另一方面，高原保护区的管理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来驱动，但保护资金通过行政渠道划拨释放，从上至下的构架限制了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而在智力投入上，高原保护区严重不足。

本质上，高原保护区的管理也是外来干预型保护，不是来自于他国，而是来自本国中央政府出于政治民生或者保护议程的驱动。那么，如何能善用中央政府的投入，促进保护区的有效管理？

参考文献

Reading,R.P. et al. (2016) From “Paper Park” to Model Protected Area: TheTransformation of Ikh Nart Nature Reserve, Mongolia. Parks. Vol 22.2

更多信息，参见保护区网站：http://ikhnart.com/

作者

燕山亭，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生物学硕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工作人员，2012年起在西藏羌塘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及保护工作。邮箱：rockylxc@hotmail.com

编辑

刘大牛，邮箱：yanlin@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