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中,滨海湿地受到的威胁最严重,但保护力度最小,中国濒危的滨海湿地正持续退化。这是日前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成果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沿海湿地将继续遭到围垦破坏,必将突破保证中国基本生态安全的8亿亩湿地保护红线。
“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夺去了30万人的生命。当时我在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工作,海啸之后我们对其进行了生态评估。尽管损失惨重,这一区域8块国际公约湿地周边的老百姓却无人死亡,归因于红树林对海啸的减缓作用,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项目组组长、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说。
围填海导致湿地缩水,生态系统被列入红线
当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着诸多威胁,包括围垦和基建导致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养殖)和环境污染。其中,围垦和基建占用无论在频次上还是在影响面积上看,都是最为严重的。
报告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已经损失了53%的温带滨海湿地、73%的红树林和80%的珊瑚礁。1950年~2000年,围垦和填海导致全国滨海湿地消失了一半。围填海是东部沿海地区增加土地指标最快速、最廉价的方式,且利益巨大。
今年3月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保持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折合5333万公顷)的目标,目前湿地面积为8.01亿亩(折合5340万公顷)。若按至2020年滨海湿地的围填需求57.8万公顷估算,未来5年的年均围填面积将达到11.5万公顷。据此推算,到2016年底,仅滨海湿地面积就将减少到521万公顷,即使不考虑滨海湿地以外的其他湿地丧失,《意见》中所要求的“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的底线将被突破。
就如何划定湿地保护红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秀波表示,课题组给出的建议是,基于生态脆弱性和重要性来考虑,对11块非常重要的湿地尽快实行抢救性保护;对180个重要的滨海湿地,不仅考虑鸟类,也考虑贝类的生存和繁殖;对于典型的生态系统,如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都要列入生态红线中。
水鸟栖息地逐渐消失,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区
围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于直接把水鸟利用的自然滩涂和浅海改变成工业用地,造成水鸟栖息地丧失。
据了解,在全球9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中国境内。其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水鸟受威胁程度高、种群数量减少快,至少有27种处于濒危状态(包括白鹤、勺嘴鹬、卷羽鹈鹕、中华凤头燕鸥、东方白鹳等),其中24种主要栖息于滨海湿地。
以红腹滨鹬为例。这种鸟在北极繁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冬,单程迁飞距离超过1万公里,我国渤海湾北部和西部是其北迁途中最重要的中停补给地。每年春季迁徙季节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有80%的红腹滨鹬会在河北滦南沿海湿地停歇一个月进行能量补充。
然而,目前这一区域湿地已被大面积围垦,仅存的天然湿地尚未得到有效保护。到2015年,当地的红腹滨鹬种群数量已经由6万多只下降到两万余只。因此,报告建议,选择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重要水鸟栖息地作为重点保护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或扩大保护区范围。
据了解,我国部分湿地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或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网络保护区标准,但却没有纳入保护体系,如河北滦南湿地、江苏赣榆滩涂湿地、江苏如东滩涂等。研究表明,除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一些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外,当前我国在滨海湿地已建立的其他类型保护地缺乏对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的有效措施,保护效果不佳。
缺乏相关法律和法规,兼顾保护与合理利用
报告指出,与农田、森林、草原和海洋等生态系统相比,我国对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过程的基础研究薄弱,对湿地监测、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等应用研究不足,在湿地管理立法、制度、政策与规划方面尚没有突破。
我国在湿地立法和法律体系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缺少湿地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目前不仅没有一部资源类的综合法,更没有一部湿地的综合法,现有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仅仅涉及湿地某些要素的保护与管理,难以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沿海省市湿地保护的地方立法相对滞后。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的生态重要性非常高,但滨海湿地保护率却相对较低,面临着巨大的围填海压力,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当前,地方上对于滨海湿地保护是有积极性的,渔民也认识到了围垦的害处,不仅破坏生存环境,甚至还剥夺他们的生计。”雷光春表示:“让保护的想法落地,最重要的还是政策。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城市化程度高,但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同时还面临着耕地红线的压力。相关政策要能够真正反映各个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要兼顾保护与合理利用。”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正旺指出,要从不同层面将政策落到实处。在国家决策层面,相关部委要充分认识到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做出权衡,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就应该优先把湿地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普通民众层面,在中小学生当中开展湿地保护教育,新闻媒体对湿地保护予以关注和报道,使公众认识到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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