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媒体文章“调整人的行为，着力形成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这个标题可谓抓住了核心，问题都是人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其中提到长江流域鱼产最高年曾占到全国淡水捕捞总量的60%。但“由于过度捕捞加之水质持续恶化，长江水域已基本丧失捕捞生产价值，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遭、渔民越捕越穷。”到2019年全国水产品总量6300多万吨时，长江产量却不足10万吨。

现在的水产品主要是人工养殖，文章说的“长江产量”显然指捕捞量，如果按同一指标，宣传上一直说解放初期长江年捕捞约50万吨，50万吨对10万吨，也还是少了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不容置疑。特别是，该文将长江水产捕捞量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归于“过度捕捞加之水质持续恶化”，大面上多年来都这样说，无疑也是正确的。近年保护恢复，亦是真正达到了问题导向、对症下药，如长江10年禁渔解决了过度捕捞的问题，“过去10年我国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长江渔业水域水质恶化对渔业生产的影响，肯定大为减轻了。

但仔细想想，虽然有过度捕捞情况，水污染也是客观事实，却也不尽然。如过去年自然捕捞量近50万吨，现在不断增殖放流年捕捞量还不到10万吨，怎么能说捕捞过度了呢。又“水质恶化”说，长江从来都是沿江城乡生产生活的水源地，也一直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不能说都达标排放，但污染肯定在减轻，尚没有听说长江水污染导致多少鱼不能生长、繁殖或灭绝，影响了长江捕捞量。即便是未曾经济利用却高度濒危的中华鲟、白鱀豚、白鲟、长江鲟等，也没有人说水质恶化是主因。

那除了公认的过度捕捞和水质污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这两个问题已经下了猛药，我们静待长江水生生物茁壮成长、水产资源恢复性增长捷报频传就是了。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特别是涉及改变水生生物繁衍生息良好环境条件的问题，就需要实事求是搞清楚、指出来。这涉及到长江渔业资源到底是长少了，还是捕多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指出来，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生态宝库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客观些说，捕捞业既是威胁因素，本身也是受害者，禁渔只解决捕捞活动直接减少鱼类生物量、干扰水生生物繁衍生息的问题，并不能使业已破坏退化了的河湖生态系统特别是诸多“硬伤”起死回生。如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等水生生物、经济鱼类关键生境，决定着可禁之鱼多不多，“蛋糕”的大与小，其退化消失不具功能性，主要是涉水工程的环境效应，而非捕捞所致。至于水污染，影响的也是水质，而非“三场一通道”等关键生境。

物种的生命在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鱼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资源，更因为其行以数量取胜的r生殖对策，在长期的进化中成就了各自的习性并选择了各自适宜的生境，在满心欢喜的幸福家园，一次产卵可以有成千上万的后代，尽管成活不易，也能形成巨大的资源量，确保物种千万年上亿年不灭绝，多余部分进入食物链成为其他生物和人类的美味佳肴。

适宜的生境是鱼类繁衍昌盛的前提条件，长江渔业也概莫能外。依人而论就是日常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或脱贫攻坚中的“两不愁三保障”。生境对生命是如此的重要，恢复长江水产品产量就不是只限于停止捕捞，还要在开源上多做工作，尽可能和持续、深刻影响生境自然性的各种涉水工程挂钩，优化其环境效应，使各种鱼类生存环境得以改善，能够安居乐业，情愿繁殖、可以长成更多的后代，渔业资源枯竭的局面才更有可能根本改观，持续性更会显著增强。

保护长江水产资源和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水产资源长多了、丰富了，水生生物也就不濒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