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护一个物种或者一片栖息地，我们如何决策？科学研究又如何影响保护决策？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呼吁，保护决策应该充分利用科学研究的数据。然而，多年来情况并没有改善。

“证据自满”

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威廉姆·J·萨瑟兰（William J.Sutherland）和克莱尔·沃德利（Claire Wordley）在《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论文指出，尽管同行评议的科学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在保护实践中，凭借直觉、个人经验和趣闻轶事做决定，仍然占据主流。

在保护圈，“决策无数据支撑，真实影响从未被测量”的情况存在已久。萨瑟兰和沃德利用 “证据自满（evidence complacency）”来形容这种令人担忧的现状。这种自我满足不仅会浪费大量的资金、时间和机遇，还会让保护事业被扣上不正当投资的帽子。因为保护事业通常是由纳税人、企业和慈善捐赠支持，公正合理是资金投入的基本底线。

沃德利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保护科学的研究井喷般增长。论文发表有保护实践者，也有学术界的研究人员。但是，论文的增加并没有对实际的保护操作产生影响。”

比如，英国修建了很多辅助蝙蝠跨越道路的吊架。这种吊架非常昂贵，每个耗费约100万英镑。对比吊架建成前后蝙蝠的死亡率，科学家发现，吊架没能有效保护蝙蝠种群免受公路建设的影响。但即便证据充足，昂贵的蝙蝠吊桥建设仍然热火朝天。

图1. 辅助蝙蝠跨越道路的吊架，造价不菲、用处不大，但依旧大建特建。图片来自网络。

萨瑟兰和沃德利认为，“证据自满”有多种原因。比如，保护实践者不知道有哪些实证研究或成效评估，或者没接受过如何利用实证数据的充分培训。大部分保护实践者在制定保护决策时，并没有考虑相关成效评估和实证研究，甚至认为纠结于成效评估费时费力、没有意义。

爱德华·盖姆（Edward Game）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区域的首席科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保护实践者其实很愿意并且热衷于收集和利用实证数据。“我认同萨瑟兰和沃德利的观点，保护决策对实证成效的重视和利用不够也不严谨。除了他们提到的部分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还有更复杂的综合因素。”

“使用现有的实证数据也不容易。太多的科学论文价格高昂，没法免费获取。除非他们有学术机构的访问权限，或者愿意花一大笔钱，否则无法阅读科学研究的成果。”沃德利说，“而且，科学论文通常堆满术语，晦涩难懂 ，读起来也不愉快。”

在剑桥大学，萨瑟兰领导着保护成效实证项目（Conservation Evidence Project）。该项目正在搭建保护实证研究的智库：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重新整理科学论文，提供给保护实践者参考。沃德利提到，科学家正在计划与相关保护组织合作，制定将实证研究用于保护行动的建议和指南。

路易丝·格鲁（Louise Glew）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保护成效实证项目的负责人。她十分认同科学家应该多与保护实践者和决策部门合作。“单打独斗无法赢得保护，必须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科学家需要与决策部门直接对话，了解影响决策的因素，精确找到决策人背景知识的空缺和切入点”。

格鲁补充说， “科学家和实践者需要共同验证保护行动的成效，并与相关决策人紧密合作，形成对某种保护方法的共识。保护实践者和资助方也需要设计干预行动和筹资结构，更多创造对比研究的案例，供科学家验证假设，否则无从得知哪些干预措施有效，哪些无效。”

盖姆提出，对保护成效的实证研究，需要打开眼界，不能局限于同行评议的研究。他认为，萨瑟兰和沃德利在论文中讨论的是狭义的保护实证，主要是对照实验和定量研究。然而在保护领域中，专家研判也是重要的成效评估形式，当然这种方式要求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关于保护成效实证的更大问题是，保护领域中普遍缺乏针对实证成效本身的可靠理论支持。没有一套公认的指标来对比和衡量不同的保护行动，评估它们的成效。”盖姆补充道。

起而行之

2016年8月，大象普查显示非洲大陆的大象种群都在急剧下降。紧接着，研究人员呼吁要获取更多更好的数据。其论调是，只有当我们掌握每个物种在哪里、有多少，才有希望保护它们。

“无稽之谈!”2016年10月，哈佛学者亚伦•艾里森（Aaron M. Ellison）在《Nature》就科学数据与保护决策问题发表了更激进的看法。

更好的数据并不能拯救大象、犀牛或任何一个物种。数十年来，有太多的个人、学术机构、各级政府以及国际NGO在收集和整理这类数据。然而当自然遗产被大肆破坏时，这些数据无足轻重。

当然，生物多样性数据可以在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设定优先保护物种或区域，吸引公众对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的关注。但生物多样性数据很少能影响保护决策，相反，往往是为基于其它理由的决策背书。2016年8月的CITES大会上，是呆萌可爱的毛绒玩具、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反对声浪，最终促成对鲨鱼、鹦鹉和穿山甲等濒危物种贸易的限制。

图2. 2016年在南非召开的CITES大会，多种因素促成穿山甲禁贸。图片来自网络。

去年八月，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召开了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的全球科学会议上。这个会议暴露了同样的问题。ILTER关于社会-自然系统的长期数据令人称羡，也与决策机构积极互动，制定保护策略。然而，在被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ISIS、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围困的地区，大象被砍脸，犀牛被割角，大猩猩接连消失，许多其它濒危物种形势糟糕。面对这样的局面，ILTER难有作为。非洲许多国家深陷内战，一些国家满是腐败政客，后者不过是利用政府谋取私利，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毫无兴趣，更无意为“纸上保护区”配备足够的人手。

这样说来，真的需要更多讨论氮循环或者是生物多样性驱动因子的科学会议吗？如果只是为了多发表几篇晦涩的论文、获得更多的数据，供朋友和同事阅读，那确实已经足够。但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认为学术会议或者科学数据和发现能够帮助决策者找到办法，遏制非洲的大象盗猎、印尼的森林盗伐、北美的水污染或者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

如果生物多样性对地球以及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那么我们需要实事求是。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科学家起码可做以下三件事。

第一，不要将地球上人类以外的生物称为“自然资源”。

话语有力量，这样的话语暗示其他物种的生存是为了供人类使用。长期以来，博物学家和分类学家一贯主张，只有给物种命名，人们才会关注。然而，我们已经描述并命名了数百万物种，全球生物多样性依旧急剧下降。这足以说明，光给物种命名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承认事实：更好的数据很少导致“更好”的决策。

无论有多少数据，都无法改变人类对蝙蝠、蜘蛛或者蛇的厌恶，也无法改变人类对大熊猫、穿山甲或者海豹宝宝的偏爱。哪些物种应该受到保护，哪些被忽视而灭绝，这些决定的根基是人类的原始冲动、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以及无数的政治考量。就像CITES大会展现的那样，对于各缔约方广泛支持的保护决策，可以编排数据加以支持。但是，这样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因此CITES的决定仍然不足以保护濒危物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是优先选项，生物多样性持续在下降。

第三，必须有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政治议程中。

第一步是用电话、电邮、信件等方式给政治领导提建议，虽然微不足道，但确有必要。接下来更重大而有必要的一步是，参加似乎没完没了的官方会议。如果科学家不参会，就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科学家能承担的更大义务是，志愿参与直接讨论保护决策的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或国际性团体。如果科学家不参与，谁参与？科学家还可以竞选政府席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科学家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能让科学家在全球事务上拥有一席之地，发出声音影响政治决策，关于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应对即是典范。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家，值得借鉴那批科学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