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尼泊尔在国际雪豹会议上公布颇具雄心的计划。60%的雪豹栖息地位于中国，然而中国对全球雪豹保护议程参与度颇低。2008年之后，国内涌现出多个雪豹研究和保护团队，然而沟通协作不足。中国的雪豹保护需实现团队间的合作、推进雪豹景观管理。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1月20日，“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尼泊尔总理、雪豹分布国多位部长出席会议。会议旨在盘点重要雪豹景观管理计划的进展，讨论拟于今年9月召开的全球雪豹峰会的议题。

开幕仪式上，尼泊尔总理公布了尼泊尔未来五年的雪豹保护计划（2017-2021），并承诺投入5千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12万）。实际上，早在2005年，尼泊尔就制定了全国保护行动计划，并实施了10年（2005-2015）。借GSLEP会议的东风，尼泊尔政府再次展示了雪豹保护的决心：到2020年之前，确保繁殖雪豹数量达100只。

图1. 尼泊尔总理在GSLEP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承诺投入5千万卢比，保护尼泊尔的雪豹。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代表团由国家林业局一名副局长领衔，北京林业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各有一人参与。会议结束后，国内波澜不惊，今天（1月24日）在《中国绿色时报—副刊》上才有一个豆腐块。

那么，中国在全球保护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中国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取得哪些进展，未来该如何推进？

四项全球保护计划

实际上，GSLEP并不是唯一的全球雪豹保护计划。

早在2002年，58位雪豹专家聚首美国西雅图，商讨雪豹保护，并在2003年形成《雪豹生存策略（Snow Leopard Survival Strategy）》（以下简称SLSS2003）。SLSS2003强调拯救雪豹免于灭绝。这并不奇怪，1986年、1988年、1990年、1994年、1996年、200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历次评估，都将雪豹列为濒危物种，至今未变。

SLSS2003建议评估雪豹面临的威胁、确定应对威胁的措施、开展科学研究和监测、建立雪豹网络，并推动各分布国制定保护规划。SLSS2003按国别评估了雪豹种群和威胁的状况。雪豹网络（Snow Leopard Network）因而成立。尼泊尔更是在SLSS2003的推动下，率先制定了全国保护行动计划。

雪豹网络在2014年更新了雪豹生存策略（以下简称SLSS2014）。SLSS2014更新了对雪豹现状、威胁的评估，并介绍了相应的保护对策，特别是如何应对家畜竞争、非法贸易、气候变化和大规模基建的威胁。此外，SLSS2014还专门介绍了基于社区的保护方法。

有趣的是，相比SLSS2003，SLSS2014不再强调雪豹的濒危性，而着重解释雪豹的生态价值，将雪豹与高寒山地生态系统的健康，以及水、空气等生态系统服务关联起来。认识上的转变也反映在其它两项全球保护计划中。

2008年，国际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SnowLeopard Range-wide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下称SLRAC2008）在北京召开。会议的组织者囊括当时主要的雪豹保护机构：美国大猫基金会（当时刚成立）、雪豹网络、国际雪豹基金会（SLT）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科院动物所是承办方。

 

图2. 2008年，国际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雪豹研究的转折点。图片来自网络。

会议上，全球雪豹专家共同勾绘了雪豹的分布，并划分若干雪豹保护单元。当然，还包括一系列的保护行动建议。SLRAC2008是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的转折点，后面我们再详细介绍。另外，在蒙古南部戈壁启动了雪豹的长期生态学研究。

然而，国际雪豹保护基金会（SLT）对中亚山地的进展并不满意。2013年，SLT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共同发起GSLEP（以下简称GSLEP2013）。上周的尼泊尔会议即是该项目的一个活动。GSLEP2013是目前唯一“有牙齿的”全球计划：将各国政府拉到一起，持续推动改变。比如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猎场转变为保护区，协助巴基斯坦撬动联合国发展署数百万美元用于雪豹保护。这次尼泊尔会议推动尼泊尔政府公布5年计划和承诺一笔经费。

GSLEP2013的目标是2020年之前，确保20个重要“雪豹景观（SnowLeopard Landscape）”的安全。所谓雪豹景观，GSLEP2013的标准是：至少包括100只育龄雪豹；拥有足够且安全的猎物种群；与其它雪豹景观有功能性连接。保护雪豹景观的策略，是SLT在印度拉达克斯皮蒂峡谷尝试并总结的经验。迄今，GSLEP2013在全球确定了23个雪豹景观，共约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雪豹栖息地的25%。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中国拥有全球60%的雪豹栖息地，而只有三小片区域加入GSLEP：新疆的塔什库尔干保护区和托木尔保护区，甘肃的盐池湾保护区。总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占已确认的雪豹景观总面积的6%，在12个雪豹分布国中仅高于阿富汗（1.1万平方公里）、不丹（1.2万平方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1.3万平方公里）。甚至巴基斯坦识别出来的雪豹景观（4.1万平方公里）都比中国大得多。广袤的青藏高原，除了东北角的祁连山，一个雪豹景观都没有。

图3. GSLEP项目在全球识别了23个重要的雪豹景观，而中国只有三小片区域加入。来源：GSLEP (http://www.globalsnowleopard.org/)

中国在雪豹保护全球议程上的存在感和参与度为什么如此之低？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雪豹栖息地太少，也不是因为雪豹种群太少。难道是中国的研究做得不够？或者出于莫可名状的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参与的意愿太低？

中国雪豹的四十年

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的数量变化，大体反应了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的历程。如今关于雪豹的媒体报道每年有两百多篇；而2000年之前，关于雪豹的中文报道一个都没有。学术论文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有一点点，90年代完全没有，2004年之后逐渐涌现出许多研究论文。

图4.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5年，研究论文的数量反映了中国雪豹研究的历程。来源：Alexander, et al., 2016.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宁动物园在青海各地抓捕了70多头雪豹。廖炎发老先生因此掌握了青海省的雪豹分布情况，并于1985年在《兽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雪豹论文。

对中国雪豹开展科学调查的第一人，是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从1984 到 1986年，夏勒博士在青海和甘肃做了大量调查，描述了青海雪豹的分布，估计青海有650头雪豹。夏勒博士还调查了西藏和新疆的雪豹状况。近几年夏勒博士回访这些区域、评估变化，有幸陪同了几次。

整个90年代，中国没有雪豹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新疆的马鸣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做雪豹研究的第一人。从2004年开始，他带领学生调查了新疆的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的雪豹状况。2005年，当时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徐爱春，在青海都兰县开展了小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

中国雪豹研究的转折点是2008年，全球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9年，中国有两批人马启动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如今也是中国主要的雪豹团队。一批是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在美国大猫基金会和国际雪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大和山水的联合团队在青海三江源开展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另一批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时坤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在甘肃祁连山开展雪豹研究。

图5. 北大/山水团队在三江源开展雪豹监测、研究和保护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北大/山水团队的工作集中在三江源，调查和研究涉及雪豹的分布、人兽冲突、寺庙作用等话题。北林团队的工作主要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涉及雪豹的栖息地选择、人兽冲突等话题。通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参与拍摄雪豹纪录片，这两个团队成功地引起国内外对中国雪豹的关注。

而在保护方面，两个团队采取了不同策略。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三江源保护极其重视，相继启动了三江源保护工程、国家公园建设。北大/山水团队跟当地社区合作开展雪豹的监测和保护，进而与基层政府合作、推动县域雪豹保护，并于2015年发起主要由NGO参与的雪豹中国网络。

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北林团队主要与保护区合作，采取提高保护区能力、制定保护规划的方式。早在2013年，北林团队就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制定全国雪豹保护规划。不过各方面的缺口尚大，进展缓慢。2016年10月，北林团队受国家林业局委托，拟于2017-2019年对祁连山系开展调查，探讨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的可行性。

图6. 北林团队在祁连山盐池湾开展雪豹监测和研究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北大/山水和北林团队，近年来陆续涌现出多个机构。四川西部多个保护区开展了雪豹的调查，如贡嘎山保护区、洛须保护区、卧龙保护区等。猫盟也跟川西的保护区和林业局合作，开展红外相机调查。绿色江河在长江上游的烟瘴挂布设红外相机，拍到很多雪豹，直接声讨下游规划的水电站，并且取得了成功；去年调查工作扩展到长江的源头格拉丹东。

在新疆，荒野新疆凝聚了一大批户外和自然爱好者，在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山脉上做雪豹调查。西藏也有两个团队开展雪豹调查和保护工作，万科公益基金会在珠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羌塘。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也在2016年启动了雪豹项目，关注祁连山和阿尔泰地区。

图7. 除了北大/山水和北林团队，国内近年来陆续涌现出多个雪豹保护机构。

这些团队的涌现，无疑是中国雪豹保护最大的希望。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分散的努力如何能整合起来，形成中国雪豹保护的合力？

中国雪豹保护的下一步？

经过40年的起伏，如今的局面是：国际雪豹保护如火如荼，光是全球保护计划就出了4个，但中国的参与度低；国内涌现出诸多研究和保护团队，但沟通协作不够。

继续推进中国雪豹保护，“雪豹景观”和“官民合作”可能是关键。

其实，中国的雪豹保护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后发优势。中国的雪豹保护可以建立在非常好的国内外雪豹研究的基础上。蒙古、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对雪豹的了解很多，我们没必要等到把中国的雪豹研究清楚之后再做保护，完全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结果和保护经验，制定有效的保护对策。

第二是关于话语权，这关系到政府的保护意愿。中国在全球老虎保护的话题上并不积极，因为老虎主要分布在印度和俄罗斯，可以理解中国不愿意花钱保护别人的老虎。但是雪豹不一样，60%的雪豹分布区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雪豹保护议程，受益的是中国自身。

缺少中国的积极参与，GSELP的雪豹景观策略不免隔靴搔痒。然而，“雪豹景观”的路径，可能是中国雪豹保护的下一步。优先在重要的雪豹景观开展工作，是从当前的分散局面到达全国一盘棋的中间步骤。不管是否参与GSLEP，这都是合理的步骤。北大/山水团队在三江源，北林团队在祁连山，都有可能取得关键的进展，为其他区域树立模板。

然而，我们没有登高一呼的英雄：即能团结各个雪豹团队，又能能担当政府部门与民间机构的桥梁，共同推进雪豹保护事业。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是对时间和机会的双重浪费。只有通力合作、协同行动，才有可能跟中国巨大的雪豹栖息地相称。不管是北大/山水团队推动的“雪豹中国网络”，还是北林团队主持的“中国猫科动物保护与监测网络”，都应该起到联合的作用。

对于物种保护，中国自身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雪豹对于青藏高原山地生态系统，正如大熊猫之于西南山地，藏羚羊之于藏北高原。回顾大熊猫和藏羚羊的研究和保护历史，我们或许能发现可供借鉴的经验。

当然，大熊猫和藏羚羊的保护本身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总体上确实在好转。今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调整了这两个物种的保护级别，都不再是濒危物种了。在2008年，大熊猫和藏羚羊都成为奥运会的吉祥物。这从侧面反应了政府和社会对它们的认知，以及保护的意志。

然而，藏羚羊和大熊猫都经历过生存危机。大熊猫的栖息地曾经面临严重的森林砍伐；藏羚羊遭受过严重的商业盗猎。生存危机极大动员了全国民众的保护热情，进而调动了政府的保护意志，陆续为保护这两种动物建立了很多保护区。相比之下，雪豹似乎没有生存危机。雪豹貌似生活得还不错，分布很广，数量不少。那么，雪豹还需要保护吗？

图8. 大部分雪豹生活在“人类主宰的景观”之中。雪豹不需要拯救，需要的是共存。来源：北大/山水。

这恰恰是目前雪豹保护的意义所在：做预防性的保护，不要像大熊猫和藏羚羊那样，等到濒临灭绝再行动。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大钱来保护的大型猫科动物是东北虎。今年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公园，而整个东北只有二十七头东北虎：这也是物种到了灭绝边缘再做拯救的典型案例。但雪豹不需要拯救，需要的是共存：不需要建立专门的保护区，而是调动各种政策机会和社会资源，促进雪豹与老百姓的共存。

回到GSLEP的尼泊尔会议。GSLEP的设计原则，是让各个政府参与进来，因为政府也拥有最多的资源，其作为影响最大。研究机构、保护团队的努力固然可贵，但还不足够。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和保护者不能动员国家林业局，中国在全球雪豹保护进程中就只能是旁观者。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ustine S., et al. "A spotlighton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in China." Integrative Zoology 11.4 (2016): 308-321.

Sanderson, Eric W., et al. 2016. GlobalStrategies for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A Synthesis. In Snow Leopard. DOI: 10.1016/B978-0-12-802213-9.00044-4

撰稿：

刘大牛，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参与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