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的指导意见》编发）

与人类社会以土地、水、矿产、野生生物等自然要素为生存和发展资源，在自然地理空间占用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上，人的目的性和主观喜好居主导地位，又有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行动力和坚强意志，从而尽现人自主筹谋自己说了算的特点不同，自然保护区的设置布局、范围划定必须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充分反映保护对象地域分布的客观性及各种要素内在联系的复杂性，体现的是以自然本体为中心及其保护要求说了算，自然相对于人是被动的，却也有其不可更改的主体性。正是基于人类社会是“活”的“主动”的、自然对象物是“死”的“被动”的人地关系，一个自然保护区范围、面积、边界的确定，不能以人的好恶为价值尺度，以人的意志为意志，尽选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不能开发利用但也没有特定保护对象分布或没有必要划区保护的区域，而必须紧扣保护目标和保护目的要求，以自然对象物发生发展的轨迹为导向，尽可能反映保护对象自然生态进程和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需要，如自然生态系统、地质遗迹地域水平和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水平上的地理空间客观实在性和生态系统连续性、区域生态完整性，界线明显易于公众识别和执法管理等，既要避免孤岛式保护，也要尽可能降低对社区群众、企业单位、交通运输等基本生产生活的影响，避免升高不必要的保护代价等。

这当然都是建立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一些最基本要求，可也有其复杂性，考验着我们保护自然的诚意和协调管控人类活动威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力。如果只在现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凤毛麟角纯自然区域，以及人也不打算或不可能再行开发建设的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可满足保护要求，那岂不简单省事何需大费周章。可问题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各要素作为发展资源，特别是经济社会体系得以立足、铺开和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得以涌流展现、繁衍生息的适宜地表空间，早已因人多势众而严重超标承载。据对生态足迹的研究，地球早就超标承载，按照人们现今生活水平需要1.6个地球的资源才具可持续性， 我国还处在追赶小康生活的路上，耗费也已经是资源承受能力的两倍，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凡人可居住生活、开发利用的地方，没有不深深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以致纯自然的区域早就少之又少，而许多自然对象物也没有和人截然分开，更没有固定一地，尤其作为生命共同体成员和人类朋友，森林、草地、河流、湖泊生态系统及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和人类活动区插花分布者众多，划设自然保护区如果不向交错分布保护对象的人类活动区域适当延伸，把一些体现生态完整性且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区域也划进来，理论上根本就不足以支持保护目标预期，而且人向来也没有停止向自然区域继续大举进军的脚步，怎可一味追求只在没有 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那样的话，真正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地点，就很少也很凌乱、破碎了，保护功能将非常有限。

当然不是有保护对象分布就划设自然保护区或者划的面积越大越好，更不是把没有必要划入的人类活动区域也一并划入，而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地域范围选择注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区域，并“应当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因为对新生事物经验不足或图一时简便省事，一些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划定，固然存在把镶嵌于自然区域而人类活动相对集中、边界范围较为明确的生产生活区域顺便框进自然保护区的现象。典型者如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内，林周县县城整体及周边大面积农田被划入保护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极大限制；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3.3 万 km2，聂拉木县、吉 隆县整体纳入保护区范围，吉隆口岸及周边辅助设施建设受到制约”（《 人民政协报》，2016.8.12）。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依法解释这些典型发展区域与典型保护区域之间的关系、赋予的保护地位等， 消除一些人的疑虑，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也可以通过调整从形式上予以剥离。从平衡区域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使自然保护区既能取得最大保护效果，又与社区冲突最小，就包括了其范围划定也是一个逐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只要具备了核心保护价值和核心保护地域，以后随着管理实践都可以进一步合理化。面对如此复杂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其实许多初始申请者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保护又是以管控减免人类活动威胁为特点，客观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开始就必须对区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很合理、 互不影响才能保护。极而言之，在过去没有自然保护区的漫长历史岁月里，社区自己也在保护而非只有开发、破坏，现在保护压力加大划设了自然保护区，也并不表示社区发展就失去正当性。因此，要用客观的、协调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既有交叉和相互影响问题。

节选自《保护优先与自然恢复——以激扬生态、管控威胁为视觉》（陶思明著，中国环境出版社，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