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据悉，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维护和培育文化生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发布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望文生意，不由得想起了自然生态划区保护管理及其与前者的同与不同，也可从中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文化生态保护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自然生态保护致力于神州生命支持系统平衡稳定，一个是文化多样性，主要关照人文发展，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主要关照自然发展。人类社会建基于生物多样性，成就文化多样性，两个多样性互有联系，对二者的保护也都是人的主动作为，虽然形式上许多相通，但在具体做法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是文化多样性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有传承有发展，要生动活泼、切近生活、服务生活，发生、发展、保护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生物多样性是自为的，保护起因于人的干扰破坏，强调限制、去除人的影响力，使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能够以其本身规律按部就班演化发展。所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除“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外，还提出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包括挖掘“传统工艺项目资源，培养一批能工巧匠，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推动传统工艺振兴”；依托文化生态资源“开展文化观光游、文化体验游、文化休闲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等。但自然保护就不能这样提，根本的区别在于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是人，也可称人为力，当然也有社会规律可循，而自然发展是自为的，完全基于自然力，也即人尚不可战胜的自然规律，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虽然在“保护优先”“整体保护”等大原则上具高度一致性，可是在实现保护的具体途径、处理人与保护对象的关系、衡量保护成效上，却各有不同才对。

但是就过往自然保护看，感到好像也运用了很多文化保护的做法，主要是针对自然对象物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太大，甚至有错解以更加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的生态文明实质含义的倾向，多认为实体自然生态本身不够文明，要像建设物质文明一样去实地建设它，而不是着力改变人类社会本身不利于自然生态正向演化发展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和实际影响。以致保护实践中，不但资源利用、开发建设、生产运营等经济性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强势影响未能得到有效管控减免，还因为保护多以自然为工作对象，又产生了一大批原本不应该有的保护性人类活动影响，将许多保护对象置于生产性人类活动影响和保护性人类活动影响的双重压力下，难以实现保护的低碳高效。如一说到保护或加强保护，就老想着以自然为工作对象，点对点深入到自然内部强势发力，在本来不通行的自然封闭地方修建四通八达的巡护、防火道路体系及各种加重自然负担的管护设施，几十年一贯制上不完的“保护”项目，持续清点各物种种群数量及其月变季变年变，在明知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天天巡护进行所谓死看死守，以人的视野管理野生动物婚育，顿不顿来个先野生变家养再家养变野生，或在自然种群间进行个体调配，甚至细致到构建基于个体特征的物种群体DNA指纹图谱，论证如何解决蟒蛇吃坡鹿“问题”，既翻箱倒柜找雪豹又操心大熊猫会否受到雪豹威胁等。

又如“自然恢复为主”虽然作为重大方针写进了党章，大家也天天都在说，但真正落实中又似乎变成了人工恢复为主，而很少提及自然恢复。当然，许多自然恢复也需要人工恢复为其创造前提条件，不能低估人工恢复在某些方面的重大作用，像主动拆除大量不必要的影响生态连续性和生态过程的人工建筑物、构筑物，打扫人为干扰自然的“战场”，清理垃圾渔网污染物等，通过生态鉴定优化生产运营活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可是因为人工恢复相较于自然恢复可以报项目、有经费、出成果，或者自然恢复的直接受益人不同，掌握较多话语权者多倾向于把源于自然力的自然恢复放到一边，而以积极的人为力把生态恢复承包到底，且具体项目及其实施不一定都针对问题所在，而更喜欢另辟战场。其结果，便是到处都有一个接一个永远也不会完工的生态恢复工程，长而久之，很可能是退化了的没有恢复成自然的，反倒把自然的也搞成了人工的，越恢复越不自然的情况常有。一些地方人工恢复中不顾区域自然整体性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物物相关、相互作用的关系等，以人的好恶进行高度选择性恢复作业，结果按下葫芦起了瓢，出现更大的生态不平衡而不可收拾。

非常希望自然保护能够注意文化的人为性和自然的自为性的区别，紧紧抓住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展工作，确保“保护这只手”主要是面向经济社会领域协调处理人与自然具体关系的，切记保护要以实质性管控减免生产性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威胁为己任，保护本身就更不能成为威胁源。自然是宏大的，我们的保护工作也要宏观一些，太微观了，人的影响力将无所不至，折腾起来会没完没了。自然本来已经被人折腾得弱不禁风，保护的要义在于减免对自然的各种折腾，而绝非更靠前、更深入、更细致的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