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变迁与早期黄河文明中心转移

《自然辩证法研究》张纯成

    1955年，美国环境史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作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指出：“除了很少例外情况，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2000年）。”“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就迅速地衰落、覆灭下去，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他们的论述不仅表明了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揭示了人类文明在表土上不断转移的规律。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是，“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1]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应当说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有着重要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黄河文明始终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黄河文明是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孕育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和早期黄河文明中心在哪些地区先后确立？黄河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是怎样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的，文明中心转移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1 黄河文明：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苏秉琦先生精辟地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2]176。他所说的“五千年的古国”就是最先且较多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寻找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就要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孕育的早期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根系，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受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一直把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惟一发源地，把在中原地区所形成的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惟一起源。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远古中国文化的代表。受这种过分强调中原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文化革命”期间更是发展形成了中原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人们逐渐对“中原中心论”发生了怀疑。如苏秉琦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史前文化区系的“条块说”，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以环洞庭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以关中、冀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将中原地区作为和其他区系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区系之一。后来，他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华大地适宜于文明产生的各个地方。

    对“中原中心论”提出质疑并提出“满天星斗说”的苏秉琦先生并没有否认中原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作用。他认为，中原地区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产生于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般的多样性文明，在不断裂变，撞击和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华文明，其起源和形成的典型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原和北方。正是在中原和北方形成的在当代被称为黄河文明的大熔炉中，孕育了延续5000年的中华文明。对此，苏秉琦先生指出：“正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明联结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为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2]119-126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地区分布，严文明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将中华文明起源划分为中原、甘青、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认为其中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文化区的核心作用。”[3]辽河流域、北方草原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等地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文明的滔滔洪流之中，使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中原文明火花为何能与“满天星斗”般的诸文明火花一起逐渐演化成中华文明的烈焰，并熊熊燃烧5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或中心地区，产生于这个中心地区的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优越的适合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